正如裘小龙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有点迂”的地道上海人，去国多年，乡音未改，说话总带有一些上海口音。他笔下的陈超探长，早已是闻名西方的大侦探——裘小龙用英文写作的系列侦探小说，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畅销数百万册。而他本人一直念兹在兹的，则是诗歌的写作、翻译与研究。早年他曾译过《四个四重奏》《丽达与天鹅》《意象派诗选》等，多年来一直坚持写诗，并痴迷于T. S. 艾略特的研究。时值他的诗集《舞蹈与舞者》与随笔集《外滩公园》出版，《上海书评》请他谈谈诗歌、翻译与侦探小说。

《舞蹈与舞者》

《外滩公园》

虽然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畅销小说作家，但是您特别喜欢诗歌，而且您的小说当中也经常出现各类诗歌文本。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早年写诗、译诗的经历与您的侦探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

裘小龙：

其实在你提问之前，我都没有怎么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来，或许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诗，但读诗的人不多，在小说里面放点诗，读的人就多了。这可能是受T. S. 艾略特的影响。他除了写诗，也写诗剧，其实没有诗写得好。他的初衷是，戏剧的观众肯定比诗歌的读者要多，用这个办法来扩大诗的受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过去之后，诗特别没人读。我把诗放在一个通俗的文类里，尤其是侦探小说这种文类，读者一下子就多了很多。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最早用中文写作，后来用英文写作，但写的又是中国的故事，等于把许多东西混杂起来。我在想，自己能不能有意识地去做一点混杂的实验。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小说里是有诗歌的，譬如四大名著。尽管我现在用英文写作，写的也并不是中国的章回体小说，但我考虑，能不能也把诗歌混杂进小说。我很喜欢莎士比亚将诗体和散文体交替使用的手法。在叙事的时候，必须有不同的抒情的强度，到了高潮部分，如果出现了诗歌，抒情的强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跟中国古典小说里诗歌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中国古典小说一般是每一章开头有一首诗，结尾也有一首，算是一种惯例。对我而言，诗歌是可以起到变换叙事节奏、调整抒情强度的作用的。有的段落特别需要抒情，我要么写一首诗，当然，是以我笔下的主人公陈探长的名义，要么翻译一首诗，选择的诗歌文本与小说情节氛围相符。这可能又是受到艾略特的影响，《荒原》就特别强调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我写小说的时候常常在想，这么多年下来，中国有哪些东西是变了的，又有哪些东西没变。我们乍一看好像发生了不少改变，但是认真端详，骨子里却又保留着原样。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恰到好处地引用一首古典诗歌，就有点像《荒原》里面那样——debunk，一下子拆台了，揭露了真相。

当然，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写诗。我不过是找一个理由，在小说里面满足自己的愿望。叶芝有一个理论，他说自己在中晚期的诗歌里，经常会采用一种戴面具的写法。诗里面说话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戴着面具的他。他想象一个人物，通过这个人物来写诗。我在小说里写诗的时候，就戴着陈探长的面具。他是一名党员干部，是一个警察，而我是一个比较书生气、比较迂的人。我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他在案子里面经历的血腥的场景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是我根本不会经历的。他看问题的角度肯定跟我不一样，他写的不少诗也是我根本不会去写的。后来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都专门出过一本《陈探长诗选》，作者就是陈探长。这种感觉很奇妙，我最初不过就是想引用一些诗歌，烘托一下小说氛围，但是国外出版社不让我这样做，因为要付版权费，于是只好自己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小说帮助了我的诗歌，我的诗歌也反过来帮助了我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