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浙江宁海36条把小微权利关进笼子

浙江宁海36条把小微权利关进笼子

张均斌

这里曾出现与一些下层单元相似的场景：群众服务“门难进、脸丢脸、话难听、事难办”，以及一些公职职员存在耿介自律问题。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这些举动从2014年开始被一本小册子限定得死死的。这本名为《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利清单三十六条》（以下简称“36条”）的册子从诞生伊始就被寄予厚望——地方管理者希望把村干部小微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乡村治理。

小微权利清单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时任宁海县委书记褚银良说，以往，有人总认为村级没有多大的权利，“虾仔作大浪，成不了天气”，去治理这些小权，以为没有多大须要。但是越来越多的现实表明，村干部的权利虽小，但在一些群众眼里，可能“大得摸不到边”。

因此，2013年，由宁海县纪委牵头约20个县级部门及镇村千余名干部历时半年、开上百次集会后逐步完善形成了36条。36条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权利作出清单式梳理规范，并以通俗的漫画情势逐条绘制权利运行流程，强化要害环节羁系，构建农村下层权利规范运行体系。

好比遇到村级重大决议事项，36条划定必须举行“五议”：村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集会商议，商议后得到的相干方案公示15日以上；再由党员大会审议、村民（成员）代表集会决议形成结果，并公示3日；然后再组织实行、结果公告并接受群众评议。在这一历程中，村务监视委员会全程监视。

这本正文只有31页的小册子记载了36个类似的流程图，基本涵盖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利的全部内容。宁海县下桥村村民何青绒说：“已往总以为许多事不透明，村干部自己就作了决定，现在都是根据册子服务，村干部做什么我们都心里有数。”

效果显而易见。36条在宁海县推行满一年时，宁海县纪委的一份质料表明，全县反应村干部有耿介自律问题的初信初访量同比降落八成。2018年，小微权利清单制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保障。

制度要从墙上走下来

36条的想法真正成型是在2013年。那年，宁海县正着手调研村级民主选举的问题，而调研结果并不乐观。

下层事件庞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村级民主选举。村级组织换届前，有的候选人到处做事情。村民白天忙，候选人大多晚上活动。而农村狗多，对来访的人免不了叫一阵。半年下来，“连狗都生病了”。

有学者认为，农村出现的这种不调和征象都是“半拉子民主”的后遗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我们虽然实行了村级民主，实行下层民主选举，但并没有改变下层的运作模式，没有改变下层过大的权利集中、责任过大、能力有限和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制度结构问题，这些问题都凸显在我们运行的历程中。”

比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村级干部的权利在不停增大。褚银良曾撰文指出，从宁海县现实看，每年仅县级以上财政用于农村建设的资金就达上百亿元，行政村最多时可得到各级政贵寓万万元的资金扶持。

巨大的利益使一些地方村干部竞选颇为猛烈。一些“经济能人”通过“走家串户”“拉关系”参选村干部，也给日后的村级治理埋下隐患。

终极，县委县政府选择了革新创新。褚银良说，革新就是要推行小微权利公然运作，打造村务阳光工程，因此36条的每一项都思量到了公然透明而且可操作，“制度再漂亮，推行困难就成了‘墙上走不下来的制度’”。

在制度设计上，36条充实思量了权利制衡。如在财政支出方面，5000元以上需要联村干部具名，10000元以上需要联片领导和镇分管农村领导具名，同时还需村民代表集会审核；接待用度只能用于招商、扶贫、抗灾、慰问等，超支需村民代表集会讨论决议；在村工程事件方面，5万元以上项目需公然招投标，村干部支属不得参与等。

同时，各个环节都强化了监视。宁海县政府相干卖力人表示，村干部在决议和执行村务历程中，有职能部门、村务监视委员会、群众3级监视制度，这大大减少了违法违纪举动的产生。

他拿征地拆迁赔偿款举例，已往征地款划入村团体账户后，老黎民根本不知道有几多钱，如今在5个流程的集会审议中，村民对钱的走向一目了然，且款项直接打入村民小我私人账户，分配方案全部公示，村务监视委员会全程监视。

“村干部权利小大由之，在征地赔偿时，量地皮的尺子松一松，苗木赔偿的数目和尺度变一变，这些都是权利，报给上面多发了赔偿款村民谁也不知道。但是现在不可了，村干部做什么都要与村民代表开会商议，还要向村民公示，小我私人无权决定。”有端正才能成周遭，36条就是要把村干部的权利用制度束缚起来。

36条是贴近民气的设计

王长根是下桥村的村务监视委员会主任，36条实行以来，村里的巨细事项，他都会认真看一遍。“我们老黎民只希望决议公平、透明，36条是贴近民气的设计，我也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王长根说。

在他看来，36条的实行把村官的权利限定住了。“从前村里招商引资宴客用饭，买烟买酒，村长书记都是打白条，年底再结。现在不可了，做接待前，相干职员要向镇里打陈诉申请存案，用饭也得去镇政府食堂。如果打了白条，只能自掏腰包。”他说，连买支笔都得开发票。

这是褚银良想到达的效果。他说，村级组织权利虽小，但直接面临群众、关系民生，是人民群众感觉最深刻、存眷最迫切的权利。在36条权利清单眼前，每个村干部都清晰自己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职责是什么。

他还说，权利清单像交通规则一样明了，村干部的权利被束缚在一定的空间里，很难再走暗箱操作的老路、谋取私利的歪路。对群众来说，村里的一包烟、一卷手纸都能在眼皮底下运行，一批群众最体贴、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得到有用解决，一批棘手的抵牾得到实时化解，是他们最渴望的事情。

如今，36条已经走过了6年，在实行历程中也有一些不太令人满足的地方，好比运行成本增长、环节增多等。但全部人都知道这条路没有错：下层治理要向着阳光、按制度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8月11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