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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诗——一首诗的副本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7-22  浏览次数:0
核心提示: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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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等论著。

?TonyDinh

没有诗

——一首诗的副本张桃洲

《没有诗》是我尚未完成的一首诗的标题。这个标题,是我看到诗人周瓒在“诗生活”“翼·女性诗歌论坛”上的一个发贴之后写下的,她在贴子里说:“亲爱的论坛上的朋友们,与其在这里抒情,不如我们做点实事……”这几句话给我颇多感触,脑子里忽然现出了这个标题,还有一些诗句的片断。

突如其来的地震,似乎让中国诗人们迸发了巨大的写作热情,一时间我收到了来自各地的抗震诗作、诗合集以及诗传单,连同每天关于地震的讯息的洪流,我的身心被各种语词、图象和声音所浸染。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包围着、裹挟着、推搡着,似乎要举足向前,却又不知迈往何方。

我熟悉的一些诗人相继写出了他们对灾难的感受和思索。我思忖着,是否也该写点什么了——作为一种加入或呼应。然而,事与愿违,许多天过去了,关于灾难,我没能写成一首诗,哪怕是只言片语。事实上,在此之前很久,诗的灵感就没有光顾我了。这几年,我倒是写了不少与诗有关的长短不一的文论,却没有写出一首完整的诗,只是有些即兴的句子碎片躺在电脑里。有朋友开玩笑说,这是论文的理性压抑了创作的感性,诗的灵感被学院的高墙挡在了外面。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自己隐隐约约知道,这几年的未写诗,应该有着更大的、更广泛的深层原因。

?TonyDinh

不管怎样,一名写作者在较长时段里写不出诗来,这意味着他的意识或能力遇到了某种障碍或危机,难以逾越或克服。渐渐地,这种不写诗会给他造成无形的焦虑和压力,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焦虑和压力感会变得分外强烈。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一名写作者经过一定阶段后,多半会进入一个写作上的也许十分漫长、艰难的黑暗(形同地下甬道)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他应该不再关注自我或技巧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追问写作的理由,寻求持续写下去的动力。

很长时间不写诗,有多种可能的情况,其中一种颇为常见的情形是:自己想写,却苦于找不到突破以往写作方式的路径,如此不如不写。我的那些堆放在电脑某个角落的句子碎片大概说明了这一点。最近读到诗人姜涛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写作停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没写那些不该写的……我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诗歌,它能率性写出,但也饱含张力,并构筑视野。如果不能这样,放弃写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辩护之外》)。这无疑是一种相当机智的个人觉识。一度,我羡慕那些文思敏捷的写作者(他们写一篇作品总是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和那些保持始终旺盛创作活力且多产的诗人,看到姜涛的这番话后才稍稍感到释然。西方现代诗界不乏长时间中断写诗后重新提笔而进入更高写作阶段的著名例子。我想,能否把不写诗视为一次心态、方向的调整,一种渴求沉默的尝试?不过,有时我担心自己的写作激情会在过于漫长的调整和沉默期湮灭。

当然,不同的诗人和不同的年代会遭遇不同的写作困境。任何写作,归根结底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实际上我并非写作的完美主义者,也未必要刻意进行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当缄默的冲动占据上风,当对写作环境的不满足转变为消极的懈怠,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才最终生效。不过,对我而言,这种出于内在戒律表现出的克制、沉寂,连同姜涛所说的“自我意识形态”的束缚,还仅仅是写作困境的一个因素。更为致命的困境来自精神层面,正是精神的某种空洞、无力感压迫着诗歌的热忱,销蚀着写作的动力。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一种新的虚无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混合物,在悄然蔓延、渗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在与驳杂无序的社会语境的紧张摩擦过程中,诗歌写作面临的不再是诗意的全面跌落,也不复是理想主义所陷入的无物之阵,而是文化创造力的分崩离析。

?TonyDinh

具体到这次地震灾难,我相信不只我,还有很多人也感到了不写的焦虑。焦虑并非仅仅显示为一种非写不可的强迫症,而且会滋长一种无所归依、无法融入同声合唱的心理落差。焦虑之余,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融入?融入到什么中去——是一种仪式化的悲情的氛围,还是一种表态似的对于悲悯的集体宣泄?在感受到灾难所带来的切肤之痛般的震动后,如何找到一种与之相称的言辞?我注意到,另一些我熟悉的诗人并没有写抗震诗作(起码我没有读到)。在这场灾难中,写与不写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所有的评判都是虚妄的,甚至作出区分的念头也是脆弱的。我钦佩那些为灾难写出诗篇的诗人,也尊重那些自始至终保持沉默的诗人。我由衷地敬服那些以实际行动参与抗震救灾的诗人。比如前述周瓒的帖子,就是在地震灾难降临后不久由她及几个诗人发起的一次活动的开场白,她们的活动十分具体:通过募捐资金购买物品,然后直接送到灾民手中。

另一方面,周瓒帖子里的几句话,让我想起现代历史上,每每在一些紧要的历史关头,总是诗人们率先站出来大声疾呼,并且总是以舍弃“抒情”作为代价。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抗战之初诗人们的表现。例如,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徐迟在抗战爆发后即提出了“抒情的放逐”的主张:“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还有诗人如此高呼:“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情感!……如果仍抱住其‘寂寞呀’,‘苦恼呀’的个人主义的颓废抒情诗篇,无疑的,这个人是有意识朦胧了铁血的现实,这不仅是近代诗坛上的罪人,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罪人!”(陈残云《抒情的时代性》)在抗战期间,有摇旗呐喊的诗人,有争当代言人的诗人,也有投笔从戎的诗人(如穆旦、陈辉)。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现实的严峻惨烈程度恐怕不止百倍于这场地震。不过,与这次地震诗歌热潮形成比照的是,那场深重的民族灾难还是催生了一些与灾难相称的诗歌文本。

作为近现代历史文化产物之一的新诗,其置身于中的20世纪中国历史其实是充满灾难的历史。不妨说,新诗自诞生之日起,所要不断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言说苦难。这正是现代汉语自身的困难:“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一些值得反复探询的问题包括:苦难向文字转换时为何常常失重(张志扬)?——也许是我们表达得太过于流畅;为何总处于波动不宁的颠覆、摧毁的循环状态?——也许我们始终认为诗与青春相关联;为何诗人老在抱怨没有读者、读者老在抱怨读不到好诗?——也许我们从未真正写作和阅读。一直到今天,在回顾最近30年诗歌写作状况时不难发现,即便是经历了一次次先锋诗运动的洗礼之后,诗人们其实仍然没有摆脱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对抗思维的纠缠。不管在诗歌写作内部还是外部,某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并未消除。

以上所谈的种种想法,是我在《没有诗》一诗中将要表达的主题的一些背景。这篇小文构成了那首诗的一个副本。在我的计划中《没有诗》会是一首篇幅较长的诗。它的完成也许还有待一些时日,也许要在真正远离了那个悲痛氛围的时候。

题图:TonyDinh丨来自unsplash

策划:杜绿绿丨编辑:fay(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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